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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炒作“債務陷阱論”只會損害債務國自身利益

時間:2020-01-30 12:20:27來源:網絡整理作者:佚名
  文/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

  近年來,一些國家政客、媒體和所謂“研究人員”不遺余力地炒作部分發展中國家遭遇的債務危機,拋出所謂“中國債務陷阱論”。本文認為,當前全球經濟貿易及融資環境不利于債務東道國,炒作“中國債務陷阱論”只會損害債務國自身利益。從中國經驗來看,可以通過擴大外資準入化解債務壓力。

  在2019年11月17日揭曉的斯里蘭卡總統大選中,號稱“內戰終結者”的反對黨人民陣線黨候選人戈塔巴雅·拉賈帕克薩(Gotabhaya Rajapaksa)以52.25%選票擊敗獲得41.99%的執政黨候選人薩吉特·普雷馬達薩,當選斯里蘭卡總統。如果他領導的斯里蘭卡人民陣線能在接下來的議會選舉中獲勝,預計其兄、前總統馬欣達·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將被任命為總理。由于拉賈帕克薩兄弟不僅曾聯手消滅反政府武裝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終結連綿近30年的內戰,而且馬欣達·拉賈帕克薩執政時對華經貿取得了長足發展,進而對斯里蘭卡戰后恢復和躍居南亞區域發展標兵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卻被某些外部勢力和國內反對派扣上中國“債務陷阱”的帽子;這一選舉結果標志著斯里蘭卡民眾不僅對今年4月震撼世界的恐怖襲擊做出了回答,而且對近年甚囂塵上的“中國債務陷阱”論做出了回答。審視“中國債務陷阱”論如何損害、甚至摧毀債務國地位,正當其時。

  炒作“中國債務陷阱論””為什么會損害債務國自身

  2017年初和年底,有國外地緣政治研究者先后撰寫《中國的債務陷阱外交》和《中國的債權帝國主義》兩文,用富有想象力的筆調勾勒出一幅中國運用主權債務工具強迫他國依附的“帝國主義”形象,印度學者布拉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干脆聲稱中國是刻意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向位于戰略要沖的國家提供巨額貸款,使這些國家落入精心設計的“債務陷阱”,爾后不得不追隨中國的戰略和經濟目標,名之曰“債務陷阱外交”。“中國債務陷阱論”隨之得到某些國家政客、媒體和所謂“研究人員”反復炒作,一度成為國際輿論熱點。

  其實,對于任何具備經濟基本常識的人而言,某些國家媒體與“學者”充當始作俑者、部分發展中債務國某些勢力如獲至寶連篇累牘爆炒的“中國債務陷阱論”之荒謬都顯而易見。因為中國并非那些發展中債務國的政治宗主國,沒有權力也從未強迫它們從中國借款,中國所做的只不過是憑自己多年錘煉出的綜合優勢在東道國的項目規劃招標中勝出,是否借款、向誰借款、借款幾何,均系東道國自主決策。

  而且,中國向海外放款的金融機構、向海外投資的企業都要自己承擔投資風險,即使是在中國央企內部,懂行的人也都明白各級管理人員每年承受的考核壓力何其沉重,更何況中國國內自2017年就開始著力加強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主管的經理人沒有興趣在海外東道國制造“債務陷阱”而斷送自家前途。

  更糟糕的是,即使不考慮中國遭遇單方面違約時必然要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即使不考慮中國規劃、貸款、建設項目對東道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長期重大利益,即使不考慮中國企業、金融機構能夠在東道國的項目規劃招標中勝出靠的正是包括利率成本、建設效率等在內的綜合優勢;即使不考慮被列為“債務陷阱”炒作對象的發展中債務國百分之八九十外債存量來自其他國家……發展中債務國倘若跟隨某些媒體與“學者”的論調炒作“債務陷阱”,其結果也只能是在本來就已經惡化的經濟增長和融資環境中進一步削弱自己的談判地位,甚至摧毀它們熬過當前經濟周期變動沖擊不至于倒下的希望,還會長期抬高它們未來的融資成本。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倘若連提供了最高建設效率、最低建設成本、最低融資成本的中方投資者都在項目建成之后被扣上惡意的政治帽子,惹上大堆政治麻煩,其他提供不了這些優勢的外國投資者又會遭遇什么下場?第三國投資者即使出于競爭關系而“偷著樂”了一把,其后也必然也會感到這樣的東道國信用不良,擔心自己若與對方合作,日后會遭遇比中方目前遭遇的更大的政治麻煩。出于這種考慮,即使仍然愿意冒險向炒作“中國債務陷阱論”的東道國貸款,它們也必定要索取更高的利率回報,以覆蓋因炒作“中國債務陷阱論”而大大提高的東道國預期風險。還有些第三國投資者本身就是惡意炒作“中國債務陷阱論”的幕后始作俑者之一,之所以蓄意抹黑、排擠中方,本來就是為了自己獨占市場之后能夠向東道國索取更多。

  正值全球經濟貿易走勢減緩并且可能延續相當一段時間、全球資本流動萎縮之際,亟須外部資金投入的東道國用莫須有的“債務陷阱論”排斥開出了最好條件的外部投資者,結果只能是顯著削弱自己在市場上的談判地位,殊為不智。

  全球經濟貿易及融資環境不利于債務東道國

  縱覽當前全球經濟貿易及融資環境,不難看到,當前的世界經濟環境不是經濟貿易高速增長、流動性充裕、資金供大于求,而是相反,以至于主要國際經濟組織和商業性金融機構紛紛下調自己對全球經濟貿易增長的預期,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低收入國家的主要出口商品行情由此承受了較強下行壓力。

  2018年10月、2019年1月、2019年4月、2019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報告》(WEO)及其關鍵預測更新已經連續4次下調2019年世界經濟增長預期之后,在新發布的2019年10月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再次下調2019年世界經濟增長率預期至3.0%,為次貸危機以來最低增長率,比2017年全球經濟增長率(3.8%)低了0.8個百分點。且預計2020年世界經濟增長率也只有3.4%,比該報告4月份的預測下調了0.2個百分點。

  不僅如此,目前正處于景氣峰頂的美國經濟也日益逼近金融泡沫破裂、新一場危機到來的轉折點,國內外學界和市場機構中,相當多的人認為美國經濟很可能在2020年前后重陷金融危機。如果這一預期成為現實,世界經濟增長率還要進一步下行。

  2018年全球貨物貿易增長率僅有3.0%,低于世貿組織此前預期的3.9%;在世貿組織4月2日發布的2019—2020年全球貿易展望中,預計2019年貨物貿易增長率還將進一步下降至2.6%。倘若中美貿易戰緊張局勢能夠緩和,2020年全球貨物貿易增長率可望反彈,但預計也只有3.0%;與21世紀前10年的增長率相比,相當疲軟。須知,根據世貿組織《2019年全球貿易報告》提供的統計,自2005年起,全球貨物貿易年均增長率為4.6%。

  經濟、貿易增長預期不良,導致2018年以來國際初級產品市場行情先揚后抑,打擊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低收入國家的收入。即使在需求最旺盛的能源市場,世界銀行中低收入國家商品價格指數(2010年=100)的能源價格指數在2018年第三季度攀上92.6的高峰后,第四季度也猛跌至83.8,2019年前三個季度分別為77.0、797.7、72.9。非能源產品價格指數2017年為83.8,2018年為85.2,2019年前3個季度分別為82.1、82.2、80.7。

  全球經濟增長減速,本國主要出口商品行情下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比平常年景更迫切需要外部資金彌補它們本來就存在的資本缺口外匯缺口,問題是它們正面臨國際直接投資流量萎縮的局面。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1月21日發布的第31期《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初步數據,2018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約1.2萬億美元,創全球金融危機后的最低水平,同比降幅高達19%,而且是連續第三年下降。

  此前十年,中國大型銀行是亞洲基礎設施跨國融資的頭號大戶,根據金融市場數據供應商迪羅基公司提供的數據,2016年對亞洲基礎設施建設跨國融資最多的7家銀行中,中國占了6家,它們合計提供了354億美元資金;但在“中國債務陷阱論”鼓噪聲中,中國大銀行正在快速撤出這一融資市場,2019年前3個月亞洲基礎設施跨國融資排行榜前20名中無一家中資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在此期間沒有參加任何項目。中資銀行撤離留下的市場空白,別國金融機構真能完全填補?跟風起哄“中國債務陷阱論”的東道國各方勢力需要三思。須知中資銀行已經連續數年包辦全球十大銀行前四名。按照標準普爾4月份剛發布的最新排名,當前全球資產規模最大銀行前四位依次為:中國工商銀行,總資產40274.4億美元;中國建設銀行,總資產33765.2億美元;中國農業銀行,總資產32873.6億美元;中國銀行,總資產30922.1億美元。

  交一個朋友要很長時間,毀一個朋友只需片刻;在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外部融資投入之時大肆炒作“中國債務陷阱論”,排擠此前向它們提供了最優惠建設和融資方案的中國,愛之抑或害之,明眼人一看便知。

  在更大背景和更長時間跨度上考察,可以判斷,推動20世紀90年代及21世紀初全球經濟貿易持續快速增長的動力已經消失,全球經濟貿易持續快速增長的好時光已經過去,世界經濟在2014年前后已經進入經濟周期長波的蕭條階段,并將繼續延續數年。換言之,發展中國家未來數年仍將持續面臨上述融資壓力。

  汲取中國經驗,以擴大外資準入化解債務壓力

  對于面臨債務和國際收支壓力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當務之急絕非跟風起哄鼓噪子虛烏有的“中國債務陷阱論”,從而進一步惡化自己的處境;而是擴大開放,爭取更多海外直接投資流入,一方面彌補投資缺口、外匯缺口而不承擔債務風險,另一方面改善本國基礎設施和產業結構,提高效率,擴大生產,從而持久地提高本國創收能力。在這方面,中國自己的經歷就能夠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可供借鑒的寶貴經驗。

  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初爆發的債務危機席卷發展中世界和蘇聯東歐集團,許多國家由此經濟社會發展倒退一二十年,然后陷入“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其實,中國這個經濟發展的“優等生”當時同樣一度遭遇進口、貿易逆差猛漲危及宏觀經濟穩定的困局,但通過調整、改革成功應對了這一外部挑戰。

  1978年,中國貿易收支出現11.4億美元逆差,是新中國成立截至當時年度貿易逆差最高紀錄;1979年、1980年兩年,我國貿易逆差進一步攀升到20.1億美元、19.0億美元。進口支出迅猛高漲,貿易逆差猛增,導致我國外匯儲備水平長期低于國際公認的安全線。國際金融學界和業界通常認為,一國國際儲備安全線為3個月進口水平;鑒于黃金儲備與外匯儲備功能定位不同,上述標準中“國際儲備”通常僅指外匯儲備,即3為支付進口比率(外匯儲備額除以平均月進口額)的安全底線。1978年末,我國外匯儲備從上年末的23.45億美元銳減至1.67億美元,減少21.78億美元,降幅高達92.9%,當年支付進口比率(外匯儲備額除以平均月進口額)下降到0.18,換言之,當時我國外匯儲備僅夠支付0.18個月(不到5天半)進口,為1969年以來最低水平,不足上述儲備安全線的1/16。

  1979年,我國外匯儲備支付進口比率仍處于0.64的超低水平,僅相當于上述儲備安全線的1/5強。1981年,即使在采取了停止執行進口合同的極端措施,我國外匯儲備支付進口比率仍然只有1.48,不足公認儲備安全線的一半。

  由于外匯儲備嚴重不足,為保持儲備資產流動性,我國被迫于1981年拋售13萬盎司黃金儲備,年末黃金儲備從上年的1280萬盎司減少到1267萬盎司。

  如此百般羅掘,我國仍感無法償付進口技術和設備,不得不在國際金融市場利率高漲之際借入高息現匯資金,年息高達15%,且半年結息一次,5年本息就翻一番。

  面對如此壓力,我國除大力擴大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出口、增加外匯收入之外,還開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利用外資重心從外債轉向外商直接投資。通過這一轉變,我們不僅減輕了償債義務的負擔,而且為我國經濟引進了一支擴大出口、賺取外匯收入的新生力軍,從長期看顯著改善了我國的貿易收支,直接間接增加了我們的外匯儲備。

  1978年,引進外商直接投資開始進入決策層日程。1979—1982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130.60億美元,其中對外借款106.90億美元,占總額的81.85%,外商直接投資17.69億美元,僅占13.55%。到1983年,在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22.61億美元中,外商直接投資就占到了9.16億美元,占比40.51%。1984年,在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28.66億美元中,外商直接投資占14.19億美元,占比49.51%,超過當年對外借款規模(12.86億美元)。中國在較短時間里就躍居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整個1979—2008年間,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10498.18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占8526.13億美元,占比高達81.22%。

  吸引更多外資流入的關鍵是互利

  中國擺脫債務危機、實現持續發展的經驗值得汲取,其他發展中國家要想復制這一成功,需要銘記關鍵一點:東道國與海外投資者之間只有平等互利才是可持續的關系。這一質疑啟發了我們調整思維方式,追求互利共贏。我們正是始終重視外商投資者合法權益,不斷改善商業環境,方才得以取得前述成功。

  由此進一步上溯,中華文化根本特色在于兩點:格外強調自強自立,格外強調自省自律;正是這樣的特點,使得歷史上的中國王朝在處理對外關系時非常關注保護來華外商生命財產安全,合理規劃其稅負,約束本國商民的不規范、不誠信行為,為來華外商創造友善的商業環境。即使通常被認為奉行“閉關鎖國”對外政策的清朝,在鴉片戰爭之前的近二百年自主決策時期,其政策取向也充分體現了上述特點:

  如一視同仁保護來華外商的生命財產安全。19世紀30年代在華經商的美商亨特于1882年撰寫出版了《廣州“番鬼”錄》一書,追述西方對華強加不平等條約之前的在華業務和生活,書中評價:“由于與被指定同我們做生意的中國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們眾所周知的誠實,都使我們形成一種對人身和財產的絕對安全感。……在世界各地,再沒有一個地方當局,對于外國人的人身安全比這里更加注意的了。”

  到了現代,當中國掙脫列強羈絆而開始獨立自主推行“趕超型”經濟發展戰略時,也正是這樣的文化傳統,使得中國并沒有將近代落后的全部原因都歸結于外部勢力的壓迫、剝削和掠奪,而更多地是自省,更多的歸咎于自身的錯誤導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由此出發,在經濟貿易發展中,中國執政黨和政府更多地是鞭策整個國家、整個民族自我奮斗,不斷自我提高,以求最終實現“趕超”目標。

  講述這些歷史,不是為了充當盛氣凌人的“教師爺”強加于人,而是為了與貿易伙伴分享我們發展進步的經驗,希望我們的經驗能夠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有所助益。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所在單位意見。本文刊發于《清華金融評論》2019年12月刊,2019年12月5日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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